音樂

詹姆斯・加菲根與柏林喜歌劇院的身分認同

在歌劇機構重新思考其於公共生活中所扮演角色之際,領導層的選擇愈來愈不只是品味的展現,更是價值立場的體現。柏林喜歌劇院持續與詹姆斯・加菲根合作,指向一種建立在延續性、可及性與藝術信任之上的運作模式。
Alice Lange

當許多歐洲歌劇院正重新界定其與觀眾及城市的關係時,延長詹姆斯・加菲根在柏林喜歌劇院的領導任期,其意義早已超越單純的行政決定。這反映了一種信念:音樂領導力形塑機構的身分,而指揮台上的穩定性,能在快速變動的歌劇環境中培養文化上的開放性、集體的信心,以及更為清晰的使命感。

加菲根於2023–24樂季上任,帶著主要在歐洲累積的聲譽來到柏林。在美國指揮家於高階歌劇職位中仍屬相對少數的背景下,他在喜歌劇院的工作,正好與劇院更廣泛的身分調整同步進行——在其歷來強調的可及性與戲劇即時感,與全球歌劇體系的要求之間尋求平衡。

近幾個樂季中,加菲根指揮的新製作將身體張力與心理層次置於曲目核心,同時也推動了超越歌劇院建築本身的大型計畫。在柏林坦佩爾霍夫機場一座舊飛機庫中上演的馬勒《第八號交響曲》,正是這種面向城市、向外延伸的取向的代表,並與柏林將工業空間再利用為文化反思場域的傳統相互呼應。

這種重新思考演出脈絡的意願,也伴隨著對觀眾培育的高度重視。兒童音樂會與替代性演出形式在加菲根於柏林的工作中佔有重要位置,反映出一項核心判斷:歌劇的未來,與其依賴壯觀場面,不如建立在長期且持續的參與之上。在文化資源高度密集、注意力容易分散的城市中,這類舉措尤顯其重要性。

此次合約延長,也發生在加菲根國際能見度持續提升的背景之下。他預計將於本十年稍晚出任休士頓大歌劇院的音樂總監,使其同時處於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歌劇生態系核心。這樣的雙重角色,凸顯了跨大西洋在節目規劃、教育,以及大型藝術機構社會責任等議題上的持續對話。

在柏林之外,加菲根長期投入於當代音樂與年輕音樂家的培育,從歐洲青年管弦樂團到美國音樂學院皆有涉獵。他的職涯軌跡——自紐約公立學校出發,走向歐洲主要歌劇院的領導職位——形塑了一種觀點,將音樂教育的可及性視為結構性課題,而非邊緣性的理想。

對柏林喜歌劇院而言,將加菲根留任至2030年,與其說是維繫單一的藝術願景,不如說是對一種工作方式的肯定:重視合作、對外開放,並始終關注其所處的城市。在歌劇經常被要求證明自身時代意義的當下,這種延續性顯示出一種信心——演進,而非徹底重塑,依然能成為具備意義的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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