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流亡雙城》中段有一場戲，凝聚了整部作品的論點：烏利塞斯——十七歲，皮夾克，頭髮雕塑成科倫比亞（Kolombia）青年的造型——獨自在皇后區一間小到耳機即是房間的屋子裡跳舞。他跳得和在蒙特雷與洛斯特爾科斯一起跳時一模一樣：昆比亞·雷巴哈達的貝斯降至半速時，全身緩慢而有意地移動。沒有人在看。費爾南多·弗里亞斯·德拉帕拉選擇不加任何注釋地拍下這一刻，那種克制正是整部電影的核心論點。

弗里亞斯將昆比亞·雷巴哈達——慢到讓節奏感覺如地質運動的昆比亞——不是作為配樂，而是作為敘事建築來使用。在蒙特雷，音樂填滿空間：街道、特爾科斯的身體、一種以歸屬於某個特定城市的特定街區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在皇后區，它不再填滿任何東西。烏利塞斯把它放在耳機裡隨身攜帶，就像人們攜帶一張照片——不是因為它還能做什麼，而是因為不可能把它留下。

攝影師達米安·加西亞承擔了對話不需要承擔的結構性功能：在蒙特雷，飽和的紅色與綠色以近乎咄咄逼人的強度燃燒在貧民窟的混凝土上；在皇后區，顆粒狀的灰從畫面的每一個邊緣壓進來。胡安·達尼爾·加西亞·特雷維尼奧從克制中塑造烏利塞斯——一個不解釋、不表演鄉愁、不給鏡頭任何一場情感從外部可讀的戲的主角。他只是存在於電影為他構建的世界中。弗里亞斯不需要說烏利塞斯因位移而被削減。移除色彩就足夠了。

《流亡雙城》提出了一個移民電影鮮少觸碰的問題：你失去的不是生存，那是什麼？不是證件，不是住所，不是人身安全。你失去的是你以某種特定方式與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地方跳過的那首特定的音樂——而那種失去不會宣告自己是悲劇。它在減法中積累：獨自進行的一段舞蹈，無人認識的俚語，在這裡有著不同含義的手勢。弗里亞斯正是從這些時刻中構建出這部電影。

《流亡雙城》於2020年獲得阿里爾獎最佳影片，並成為墨西哥角逐奧斯卡最佳國際長片的代表作。這份認可是相稱的。費爾南多·弗里亞斯·德拉帕拉所建造的，是一部將科倫比亞亞文化——昆比亞·雷巴哈達、特爾科斯特有的儀式——以歐洲作者電影對待中產階級悲傷時同等的結構性嚴肅相待的電影。可在Netflix上觀看。113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