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地盟約》中決定一切的選擇是結構性的：J.A.巴約納選擇努瑪·圖爾卡蒂作為敘述者。圖爾卡蒂是25歲的烏拉圭法律系學生，於1972年12月11日在安第斯山脈罹難——就在最後的倖存者獲救前兩天。他永遠未能離開那裡。然而影片仍把麥克風交給了他，以他的死後視角——平靜、悲慟、精確——作為此後一切的驅動力。

1972年10月的安第斯山航空災難已在法蘭克·馬歇爾的《絕境》（1993年）中有所呈現。巴約納深知這一點，並拍出了一部截然不同的電影。《絕境》是一部求生片——動作緊湊，以身體的抵抗為驅動力；而《絕地盟約》更像一首集體的輓歌。它以疲憊的節奏推進。沒有孤獨的英雄，沒有反派。只有那座山，四十五名男子，以及對倖存者人數的精確記錄。

恩佐·沃格林契奇以非凡的克制力詮釋圖爾卡蒂——他是影片的情感核心，卻奇特地保持被動：以過去式觀察並旁白。這個聲音屬於未能歸來之人的遲來揭示，並非劇情反轉，而是影片的道德立場：死者與生者同等重要。倖存者以食用遇難同伴遺體的方式存活——這一點在這裡所承載的道德分量，超過了此前任何相關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