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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鮑德溫,寫下《Giovanni’s Room》、拒絕充當任何人代言人的作家

Penelope H. Fri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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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鮑德溫
詹姆斯·鮑德溫
Photo: Allan warren / CC BY-SA 3.0, via Wikimedia Commons
出生1924年8月2日
美國紐約市哈林區
逝世1987年12月1日 (63)
職業作家
代表作我不是你的黑鬼, 公众演讲, 遇见那个男人:詹姆斯·鲍德温在巴黎
獲獎羅森沃爾德獎學金 · 古根漢獎學金 · 喬治·波克紀念獎 · 蘭斯頓·休斯獎章 · 法國 軍團指揮官勳章 (榮譽)

過去一年最受爭議的文學傳記,開篇既不在講台上,也不在遊行隊伍裡。尼可拉斯·博格斯(Nicholas Boggs)以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一生中最私密的四段感情為骨架,寫成《Baldwin: A Love Story》。此書日後入圍英國最重要非虛構文學獎的決選名單,也售出了電影改編權,劇本由博格斯與小說家馬龍·詹姆斯(Marlon James)聯手執筆。這算是一種奇特的平反。鮑德溫後半生一再強調,自己是作家,不是代言人;然而數十年來,整個文化界卻始終把他歸進後者。

只要讀過他的小說,就不難理解這場爭論的由來。他筆下的人物,都是說不出自己想要什麼的男人,到了關鍵時刻,寧可轉身離開房間,也不肯把話說出口。散文則是另一回事。他以「我們」的口吻向白人美國喊話,下一段卻又調轉槍口反戈一擊。評論家達瑞·平克尼(Darryl Pinckney)形容,他的文句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聖經》與哈林區三者的交會。

他的母親艾瑪·柏迪斯·瓊斯(Emma Berdis Jones)從馬里蘭州迪爾島北上,始終沒有告訴兒子生父是誰。1924年8月2日,她在哈林醫院生下他;三年後,她嫁給來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浸信會牧師大衛·鮑德溫(David Baldwin)。男孩從此冠上繼父的姓氏,也一輩子擺脫不了這位繼父對書本的鄙夷。身為九個孩子中的長子,詹姆斯十四歲時已在爐邊五旬節教會親自登台講道。他在腓特烈·道格拉斯初中就讀時,法文老師正是哈林文藝復興詩人康蒂·卡倫(Countee Cullen);進了布朗克斯區的德威特·柯林頓高中後,他與一位名叫理查·艾維登(Richard Avedon)的同學一起編校內文學刊物,還在畢業紀念冊的志向欄裡寫下「小說家兼劇作家」。

1943年,大衛·鮑德溫辭世,那天正是他最小的孩子出生之日。葬禮恰逢詹姆斯十九歲生日,哈林暴動也在同時爆發;他日後把那一週寫成了《Notes of a Native Son》的同名主文。在格林威治村,畫家鮑福德·德萊尼(Beauford Delaney)讓他明白,黑人也能以藝術維生;理查·萊特(Richard Wright)則讀過他第一部小說的早期草稿。1948年11月,鮑德溫拿著羅森沃德獎助金飛往巴黎,口袋裡只有四十美元。

巴黎給了他距離,也給了他在聖日耳曼區旅館房間裡度過的九年。他利用這段時間,在〈Everybody’s Protest Novel〉一文中抨擊抗議小說,公開與萊特決裂;同時寫完了他十七歲時動筆的那本書。1953年由 Knopf 出版的《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跟隨哈林少年約翰·格萊姆斯走上一座店面教會的禱告地板,也走進塑造了他的家族歷史;《Time》日後將它列入百大英語小說。兩年後,他的中學好友索爾·史坦(Sol Stein)說服他出版一本文集。鮑德溫抗議說自己年紀太輕,還不到出回憶錄的時候,最後卻交出了《Notes of a Native Son》。

接著,1956年,他來了個急轉彎。《Giovanni’s Room》的敘事者大衛,是一名旅居巴黎的美國白人,未婚妻遠在西班牙;小說追隨他與一名義大利酒保的戀情,一路走向斷頭台。原本期待再讀到一部黑人哈林小說的讀者,拿到的卻是一本幾乎沒有黑人角色、題材公然涉及同性情慾的作品。爭議沸沸揚揚,書評倒是相當寬厚;此後,這部小說便在一代又一代酷兒讀者之間口耳相傳、手手相遞。

1957年他返回美國,不久便深入種族隔離的南方採訪報導。在伊斯坦堡完稿、1962年出版的《Another Country》,把黑人與白人、同性與異性戀人,糾纏在一幅龐雜的紐約群像之中。隨後是1963年的《The Fire Next Time》,全書以一篇最早刊登於《The New Yorker》的長文為核心,讓他登上了《Time》封面。1965年2月,他在劍橋大學辯論社與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正面交鋒,學生以壓倒性票數支持鮑德溫。

成名讓他失去了評論界的青睞。黑人民族主義者對他堅信愛可以成為政治力量的主張不屑一顧,艾爾德里奇·克里佛(Eldridge Cleaver)更在《Soul on Ice》中對他惡毒攻訐。1970年,他定居聖保羅德旺斯,在那裡寫下《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與《Just Above My Head》,兩部都是描寫黑人家庭相互扶持的小說,書評界卻大多反應冷淡。他從未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或普立茲獎;他過世數週後,48位黑人作家與評論家發表公開聲明為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Beloved》辯護時,便舉出這份冷落為例。即便是眼下這波鮑德溫熱潮,也不乏異議之聲:《Commonweal》就批評博格斯過度倚重這段愛情故事,藉此為鮑德溫一些較有爭議的行徑開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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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羅旺斯,他的家始終向來訪的朋友敞開大門,從妮娜·西蒙(Nina Simone)到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都曾是座上賓;1986年,法國授予他榮譽軍團司令勳章。1987年12月1日,他因胃癌在當地辭世,留下一部未竟的回憶錄,寫的是麥加·艾佛斯(Medgar Evers)、麥爾坎·X(Malcolm X)與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曾與他住在紐約同一棟公寓大樓的摩里森,為《The New York Times》撰寫了悼文。那棟房子後來遭到拆除,原址如今蓋起了公寓。

他未完成的手稿《Remember This House》,後來成為拉烏·佩克(Raoul Peck)的《I Am Not Your Negro》,並奪得英國影藝學院(BAFTA)最佳紀錄片獎;2018年,貝瑞·詹金斯(Barry Jenkins)則將《If Beale Street Could Talk》搬上大銀幕。博格斯這部改編電影目前仍未敲定導演與演員,一旦問世,將是第一部以鮑德溫本人為主角的大型電影。他的書當年所論證、至今仍在論證的,恰恰是崇拜者與批評者都最難接受的一點:私人生活從來不是公共生活的干擾,因為對鮑德溫而言,兩者向來就是同一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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