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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gail’s Party》:塔姆金·奧斯維特兇悍奪目,但娜迪亞·法爾的復排削弱了麥克·李的殘酷

Martha Lucas

每一齣《Abigail’s Party》的復排都拖著一個幽靈。艾莉森·斯特德曼(Alison Steadman)的貝弗莉(Beverly)—所有低語的威脅與音響裡的德米斯·魯索斯(Demis Roussos)—籠罩這個角色長達一代人,而將麥克·李(Mike Leigh)這場雞尾酒派對解剖搬上舞台的省事做法,就是把它當作一部懷舊機器:對著牛油果色浴室和一個不再那樣打扮的階級的禮儀發出溫和笑聲。但在西區哈羅德·品特劇院(Harold Pinter Theatre)舞台上踱步的譚辛·奧斯維特(Tamzin Outhwaite),拒絕了這份溫和。她的貝弗莉不是時代古董,而是掠食者,而這份拒絕,正是這齣製作對這部劇為何仍具殺傷力所提出的最有趣論點。

評論一致聚焦於奧斯維特,而這點他們是對的。評論家不斷用到相同的形容詞:《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稱她尖銳、兇猛且相當精彩;《舞台報》(The Stage)看她以閃耀的信念抓住並橫掃全場;《Time Out》則捕捉到一個惡毒算計、步入中年的刻薄女孩。她將比角色通常要求更多的惡意與操控注入貝弗莉,讓女主人的好客凝結成控制。公認,這是個大熱門。

但這種精湛技藝的框架,卻掩蓋了這齣復排更大膽的決定。納迪亞·福爾(Nadia Fall)選用了奧馬爾·馬利克(Omar Malik)與勞倫·帕特爾(Lauren Patel)—兩位南亞裔演員—飾演托尼(Tony)與安吉拉(Angela),這對剛搬到街上的年輕夫妻。突然間,勞倫斯(Laurence)嘟囔著對社區質素變化的不安,不再只是個古雅的時代細節,而變成了一條活生生的導火線。李將這部劇建構成英國勢利眼自我吞噬的研究;福爾的選角將那股勢利眼重新導向這個國家真正的斷層線,而整晚演出因而獲得了原版只能暗示的銳利邊緣。這就是復排的意義—不是重新加熱經典,而是重新瞄準它。

這正是讓該製作另一項本能成為真正損失的原因。李的喜劇是恐懼的傳遞系統:笑聲意在引誘你上鉤,這樣當殘酷與災難降臨時,你才意識到自己一直以來都是共犯。少數嚴肅的評論家認為福爾從未轉動那個旋鈕。阿麗法·阿克巴(Arifa Akbar)在《衛報》中寫道,結局的黑暗沒有著陸;愛麗絲·薩維爾(Alice Saville)在《獨立報》中則發現,這齣製作偏愛一貫的粗魯愚蠢基調多於強度,鈍化了派對底下那幅欺凌肖像。劇場裡哄堂大笑,然後觀眾被要求哀悼,但哀傷卻無處可坐。

這個差距比任何星級評分都更重要。一齣費盡心思讓李的階級喜劇與當下對話、卻拒絕讓它產生痛感的復排,只完成了它為自己設定的一半任務。奧斯維特顯然有能力呈現殘酷;惡意早已注入她的貝弗莉。福爾也已證明她能將這部劇對抗其舒適的名聲來解讀。換句話說,討好觀眾的基調是一種選擇,而非天花板—這正是評論家所能給出的最令人沮喪的判決。

《Abigail’s Party》在哈羅德·品特劇院(Harold Pinter Theatre)演出至9月19日,這是該製作在西區的駐場,此前在斯特拉特福東皇家劇院(Theatre Royal Stratford East)首演並巡演後才抵達倫敦,由凱文·畢肖普(Kevin Bishop)飾演勞倫斯(Laurence),潘多拉·科林(Pandora Colin)飾演蘇(Sue),組成五人演員陣容。

貝弗莉的派對本該以笑聲在喉嚨中凝結作結,玩笑話太遲地變成無人能收回的東西。而這一版則讓笑聲明亮到最後一杯酒。這是多年來最有趣的《Abigail’s Party》—而這,恰恰就是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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